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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前夕人民共和国建国方案的形成和确立

2019-12-01来源:美食小小课堂

作者:张旭东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就开始了重建国家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目标提出之前,先后在特定背景下提出并实践过“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等目标。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设计在20世纪40年代初即已成型并公布于众,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发动了内战,中共的政治设计未能在全国实践。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战争形势的根本改观,重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成为可望又可及的事情而备受关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然而,此时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优势地位的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大大增加,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内涵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共对于“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问题需要比以前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和设计。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联合政府”的追求与破灭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思,大致形成于1940年前后。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问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实践,不仅真正明确了重建国家的历史方向、发展进程和基本格局,也为最终重建国家积累了新鲜经验。

对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建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独立、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抗战胜利前后,为了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除蒋介石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预测联合政府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共产党人“在独裁政府做官”的形式表现的所谓的联合政府;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形式上民主而实质上独裁的联合政府;三是在国共双方力量消长发生根本变化时“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而后者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然,共产党强调目前所追求的是最低层次的联合政府。1945年8月毛泽东在分析抗战结束后的时局时说:“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强调愿“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当然,这种最低层次形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对蒋介石纯粹独裁政府的一种否定,是向最终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渡。194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为了民主联合政府目标的实现,毛泽东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到重庆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会见各民主党派和中外记者,表明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心。针对有人提出“共产党要另起炉灶”的说法,毛泽东诙谐地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绝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在重庆谈判的推动下,中国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共产党为此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蒋介石要最终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就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发出指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内战。蒋介石依仗他的优势兵力扬言3个月消灭共产党。在蒋介石挑起内战的背景下,共产党一开始的计划是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通过战场的胜利来迫使蒋介石让步,最终通过自卫战争的手段来使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说:“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为了挫败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各项部署。军事方面: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方法。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经济方面:“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另外,为了使人们树立起必胜的信念,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在失败面前黔驴技穷。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和谈大门正式关死。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求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立即返回延安。11月1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客观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转点。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纲领,同时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选择在10月10日——南京政府的国庆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更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用“人民解放战争”形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决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提出后,重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日益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此时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优势地位日趋明显。在此情况下,中共对于“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问题需要比以前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和设计。

建国程序的确立

随着战争的渐渐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各民主党派通电拥护召开政协。马叙伦看了中共“五一”口号后异常兴奋,撰文指出:“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的先听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这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五一”口号预示着太阳就要出来了。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极为钦佩。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其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为此,中共中央准备于1948年年底或1949年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先起草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办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新中国。于是,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可以看出,从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之初,中共对建立新中国的程序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步,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开新政协会,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但同时,中共中央也已考虑到,战争期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未必可行,只能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而这样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政府,只能是“临时中央政府”。然而,自1948年下半年起,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原来预计的胜利时间大大提前。在全国解放战争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迅速建立新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了。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指出中央政府的问题,1947年“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刘少奇发言时也指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但是,在开国前夕,由于全国还没有解放和技术条件不具备等原因,召开经过全民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根本无法进行。一方面成立中央政府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通过人大产生中央政府又不可为,矛盾如何解决?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人士不约而同想到了修改原来的建国程序,即直接经由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临时中央政府。1948年10月8日,中央将经过毛泽东审批的《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发给东北局,向已经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求意见。中央对原来的建国程序作了如下修改:关于新政协的召集,由原来拟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党召集改为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共同发起召集;由最初设想的不过百八十位代表,最终增加到662人,分属于14个党派、9个区域、6个军队单位、16个团体单位和特邀人士。因此,政治协商会议以其规模和代表性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关于新政协的任务,草案明确规定一是讨论共同纲领;二是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一主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一致赞同。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正式宣布:“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与此同时,在地方实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这样就解决了开国前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可为与中共迅速组建人民政府愿望的矛盾问题。这一变通的过渡形式在《共同纲领》中得到了确认,《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样,中共中央在开国前夕经过反复抉择,最终形成了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民共和国建国方案,这种方案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无数次选择和扬弃的结晶。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激动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国名的确立

 建国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名。随着建国日程的临近,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最终确立下来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两个国号并存于党的各类文献当中。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号召知识分子和学生“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指出:“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及政府,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及代表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种交错运用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毛泽东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提到,1949年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直至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中,毛泽东仍然采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说法:“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他在讲话结束时高呼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虽未消失,却已不多见。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他还将新中国的国体表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说:“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确定新国家的名称,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政协筹备会上进行了比较和选择。黄炎培和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称呼,因为民主和共和在西方语言里意思相近,无须重复;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大多数代表倾向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最终提交了政协会议获得通过。周恩来于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问题获得解决后,还有一个相连带的关于国名简称的问题。在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时,根据有的代表的提议,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的括号内,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最初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也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这一条。周恩来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然而,“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在政协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9月21日,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等代表为此提了一份提案,认为: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围绕这个提案,各位代表在分组讨论中发表了各种看法。政协主席团对国名简称问题采取了慎重态度,特别注意听取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建立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老前辈的意见。9月26日,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了23位年过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午宴并征询意见。会间,黄炎培、何香凝等赞同保留简称,有些人则提倡废除。年过八旬的美洲爱国华侨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司徒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先生的发言受到了到场委员的热烈赞同,后提交政协一届全体会议获得通过,国名简称就这样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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