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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中国外语教育70年发展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

2019-11-08来源:美食小小课堂

                                                              

 1月20日,“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召开,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做主题演讲。



文秋芳教授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外语教育70年发展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1)70年外语教育发展的概述;(2)70年外语教育变化的主要特点;(3)外语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70年外语教育发展的概述


外语教育与国家的宏观形势发展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密相联。首先是外语教育由国家宏观形势所决定,因此外语教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宏观形势促进与制约外语教育的例子很多,如20世纪50年代俄语迅速发展、英语被压制,这就受当时我们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英语教育迅速发展,也是受到宏观形势的影响。当然外语教育对宏观形势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以英语教育为例,改革开放40年,外语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由于缺乏外语高端人才,也制约了我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


 关于外语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学界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动荡起伏期(1949—1977年);(2)恢复发展期(1978—1999年);(3)快速发展期(2000—2011年);(4)深入发展期(2012年至今)。大家对后面三个阶段怎么划分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对1949—1977年这个阶段的划分比较统一,都认为这个阶段是动荡起伏期。我这里四个阶段的划分既考虑了自然时间段的分割,也考虑了政治因素,如第二个阶段截止到1999年,就是因为这是 20世纪的结束。


 第一个阶段是动荡起伏期。1949—1956年俄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俄语人才过剩;1952年院系调整,只剩下8个英语教学点、3个法语点、3个德语点,直到1956年部分大学恢复了英语专业;1961在北京开办两所外国语学校,1963年又在其他大城市开办了10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10月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但是这个纲要没有得到完全贯彻。我们老讲中国语言教育没有规划,其实还是有规划的,只不过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为恢复发展期。1978年8月28日—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62所高校、10所重点中小学代表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中央各部委代表共235人参加;1979年3月29日颁布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中有些理念至今对我们的外语教育工作仍旧具有指导意义;到1984年底,全国外语教育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1985年印发《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1986年印发《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1986 年国家教委审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1990 年审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1997年6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10月14日印发了《全国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纪要》;1998年12月《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经教育部审核批准, 转发给全国设有外语专业的大专院校;1999年印发《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本科用)。


 第三个阶段是快速发展期。这个阶段主要以一些重要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出台为标志,2000年4月出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1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义务教育俄、日语课程标准》,2003年4月出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12年1月出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2004年1月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7年7月10日印发修订后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第四个阶段为深入发展期。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4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颁发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年1月颁发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二、70年外语教育变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70年外语教育变化的主要特点,还需从四个阶段中的教授语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1)教授语种的变化。第一阶段,教授语种主要是英语和俄语,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一些亚非欧国家的语言;第二阶段,外语通用语种增加迅速,尤其是英语专业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300多个,1998年时增加了790个;第三阶段,英语专业增速过于迅猛,近千所学校设有英语专业;第四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非通用语种的开设。2016年获得的数据表明,全国共开设66种非通用语专业,专业点391个,分布在167所高校,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近百种外语课程。


 (2)教学目标的变化。第一阶段教学目标主要是从语言知识到语言技能培养的转变,第二阶段是从语言技能到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变,第三阶段是从交际能力到综合素质培养的转变,第四阶段是从综合素质到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转变。前面两个阶段教学目标的变化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们主要来看看后面两个阶段的教学目标。第三个阶段所说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把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放在中心地位,同时也强调外语教育应改变学生的情感态度、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加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以及学习策略。这几个方面都要兼顾,所以也叫“全人教育”。第四阶段强调的核心素养主要是四大类,一是语言能力,这是基础要素,是核心;二是文化意识,注重价值取向内涵,学生要有坚定立场,同时要面向世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三是思维品质,强调学生思维应具有逻辑性、深刻性、批判性;四是学习能力,这是发展前提,是动力。


 (3)教学内容的变化。第一阶段教学内容以本土文化为主。“文化大革命”以前强调本土文化,我们当年学的课程中,就有“油条”“烧饼”这类生词,课文有《半夜鸡叫》等;第二阶段是以目标语文化为主,“油条”“烧饼”这类词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明治”“奶酪”;第三阶段以多元文化为主;第四阶段是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并重,特别强调要增强本土文化的内容,要求学生既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也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4)教学手段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而易见。第一阶段教师使用的都是老式台置磁带录音机,到了第二阶段则变成了手提录音机和语音实验室。第三阶段是多媒体学习中心,现在到了第四阶段,智慧课堂开始出现。课前,教师只需一键导入课程,就可轻松完成备课;同样,教师只需轻轻点击按键,即可让录播系统、光能黑板、交互大屏与物联设备等进入上课状态。上课期间,投屏共享可供教学演示,也将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实时同步。


 (5)教学方法的变化。第一阶段以传统法为主,试行听说法;第二阶段主要推行交际法;第三阶段推行任务型教学法,同时也出现了自创教学法;第四阶段是我们开始推广自创的教学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自创的教学法中,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团队经过十多年打磨,构建了“产出导向法”理论与实践体系(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传统的方法强调听、读领先,在语言输入以后再让学生说、写、译,老师的任务主要在教学前一阶段完成。“产出导向法”做了一个调整,先从产出开始,然后再让学生来接受输入,最后再产出。始于输出、终于输出,输入要促成输出,而不是为输入而输入。除中国英语教学外,“产出导向法”还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和非通用语种教学,如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韩语、僧伽罗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等。


 (6)培养目标的变化。第一阶段强调培养技能型人才,第二阶段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主,第三、四阶段则强调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既培养复合型人才,也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如翻译人才、口译人才、笔译人才等。


 (7)研究方法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是非实证研究;第二阶段以非实证研究为主,兼有少量量化研究;第三阶段实证研究数量增加迅速,以量化研究为主;第四阶段是有少量质化研究,但量化研究明显多于质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发展趋势现在是质化研究多于量化研究,我们还没有跟上这一趋势。


 (8)研究视野的变化。第一、二阶段聚焦研究国民外语能力,第三阶段后期开始研究国家外语能力,第四阶段开始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外语研究不仅面向国内,也面向国外,研究范围比较广。以前的研究是从外向内,现在我们还要从内向外,这样我们的研究范围才会比较全面。


 三、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国外语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两点。


 第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重塑语言教育。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给语言教育带来的变化主要是:以网络式、订单式教材为主;教学方式趋于个性化,互动性增强;反馈更加自动化,也更具有及时性。


 外语教师是否会失业?我给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失业”。因为外语教育是培养人的,不是培养机器的,我们需要学生有合作精神、与人沟通的精神,只有面对面培养才能达到这个要求。人们是否不再需要学习外语?这肯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与人的沟通是心灵相通,不是机器人跟人沟通,也不是机器人跟机器人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外语。另外,我们通过学习外语能够扩大视野,拓宽我们的眼界。如果人类不教外语,只是让机器学,学了以后机器还是机器,而不是人。


 第二,高端外语人才培养与教育公平的矛盾。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处于创新人才的顶端,对国家的自主、创新、可持续性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放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势在必行。这方面说了很多年,但至今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缺乏国家层面明确的立法、政策。当前,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英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放到教育公平的对立面,误导公众。拔尖人才教育不是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我国的联合国会费从7.92%将增加到12.01%。随着缴纳会费的提升,当然也会有一些权益上的变化,中国未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位数量也将相应增加。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属于代表性不足的国家。随着我国对推送和选派工作的加强,预计在联合国的中国籍职员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对各种语言的熟练程度非常高,而且对联合国繁杂的规章制度、各种决议案也非常熟悉。此外,在国际组织中,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何实现和谐、高效的配合,考验的不仅仅是工作能力,更考验工作技巧和情商。


 针对国家需求,北外设立了英法双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实验班。该实验班具有以下特色:前置式预科培养;本硕贯通、学制六年;中外联合培养;多语种、跨学科融合式培养模式;培养对象国和国际组织实践创新能力;建设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国家战略人才储备亟需的高端人才培养平台。正如刘彭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工作,发现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政策的坚定支持;要营造有利于发现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舆论环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公平。


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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